消失的益阳老城散記
文/李国基
益阳老城是依靠水运和水系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城市，已延续了两千多年。但随着公路和铁路的大规模兴建，以水运为交通”霸主”地位从顶峰上跌落下耒，以致完全退出了历史午台，益阳老城亦随之而衰落以致完全消失。但是，益阳老城她那历史上的辉煌与荣耀，不能随着老城的消失而消失，尤其是一些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独特性、功效性、历史性的陈年往事，应把它纪录下来，留给后人，了解过去，开创末来。
东门口“三庐”
当今这个时代，公寓式住房占了主导地位，具有普遍性，是极大多数；另外，还有少量别墅式住房，主要是连排别墅。但解放前在住房上，更是名目繁多，风格多样，而且等级森严。高档住房叫”园”，就是花园别墅，如苏州的拙政园，上海的豫园，重庆的梅园，长沙的蓉园。这都是高官政要、大富豪居住的豪宅，益阳老城没有”园”。中档一点的住房叫”馆”，但在益阳老城”馆”还是有不少的，如什么彭公舘、田公舘、刘公舘等，最少有二十多处。在益阳”公舘”就要祘高档住宅了。还有郭家大屋、王家大屋、李家大屋等十多处，与公舘规模、风格大同小异，同属一个等级。住”館”的大都是较为富有的人家，其他人只能”望房兴叹”了。再其次是”寓”，即就是公寓，”寓”其中也有40一60平方的大”寓”，但小寓者居多，大多数”寓”只有20多平方，居住的大都是收入不高的人。还有不少人住的房子只有10多平方，这就接近是贫民窟了。公寓与现在的公寓名称相同，但規模是现在的公窝大得多，过去的小得多，只住几户人家。
更为罕見的是，益阳老城东门口还有三栋住房叫做”庐”。这是一个很陌生的宅第称謂。何谓之”庐”？经查汉语辞典解释，即简陋之房舍也，也就是说，最简陋的住房。过去很少听说过，只是看”三国演义”中，有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蒋介石热天在江西庐山避暑时，住的则是”美庐”。但”美庐”并不简陋，国家元首避署官邸，其豪华程度不言而喻。在益阳老城东门口”三庐”的豪华，与”美庐”相比，当然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也并不简陋，也要祘益阳的高档住宅了。庐的简陋可能是过去的一种”谦称”而已。
“三庐”己不复存在，故发与”三庐”门墙相似的东门口”易宅”照片。彭海仁提供
从五十年代初起，我在东门口住了近三十年，只隔东门口”三庐”百多米之遥，常与三庐擦肩而过，但很少进庐”观赏”。仅此一、二次，到此”一遊”，大概在二十年前，我代表在美国工作的女儿去桐庐看望她的几位”恩師”，从而加深了对三庐的印象。这三庐分别叫”桐庐”、”庆余庐”、”庸庐”，与市三中毗邻，可由姚家巷子进出，亦可从三中大门右侧往东方向进出。该三庐均始建于民国初期，迄今己有近一百年历史，与公舘建筑风格一摸一样，也是直排式、多进式。
先说”桐庐”，一进门就能一眼看見，上墙端正而公整的写上了”桐庐”二字。该庐建筑風格也是傳统的磚墙结构，建筑面积约500多平方，两进两层，有天井，大小房间共二十多间，屋后还有一口点缀風景的小水塘。为何叫桐庐？不得而知？只是心中的怀疑，浙江也有一个桐庐县，其建房主人是否是一个淅江桐庐人氏？现在既找不到了解情况的人，更找不到房主人的后人，因此难以求证。
再说”余庆庐”，进门之处墙上，也看見有”余庆庐”极为酲目的三个字，也是两进，有天井，约400多平方。但前面的院子，比后面的院子宽大一些，房子透光明亮，格外雅致。据说庐主是叫王庆余，他的侄儿王绍甫是东门口”利人洪”南货店的大股东，而该店又是南货业中的佼佼者，龙头”老大”也。
后说”庸庐”，进门时”庸庐”二字也十分显目，不过外面看上去，稍矮一点，也是两进，两个天井，建筑面积也是400多平方，其楼梯栏杆倒有一点欧美建筑风格。”庐”主是何许人也？亦无法考证。
“三庐”与市三中毗邻，这是三中老大门
这三栋以”庐”称谓的住房，在益阳老城十分少見，且意蕴很深，文化底蕴很浓，古朴典雅。而今，这”三庐”主人，虽不能完全肯定都是书宦之家，但他们自己至少也读过一点书的人，大有文人雅士之遗風，故取此雅名也！
三大改造之后，这三处私庐，成了城市居民安身立业的好住宅，其中”桐庐”，先成了市三中的校办工厂，后又改成教師宿舍，住了七、八个老師，不少老師都终老在此庐。还有”余庆庐””庸庐”则成了纯居民的住宅。又经过近百年的風雨侵袭，年久失修，現在这三”庐”的板壁大梁早已腐朽，已成了危房。住在里面的居民已安全撤离，全部搬走。但”庐”的外墙麻石界碑犹存，依稀可见。让人感叹的是，三庐她们往日的那种优雅的”庐”文化已荡然无存，留下的仅是残垣断壁和摇摇欲坠的凄凉景象。
“山陕会舘”的价值
“山陕会舘”的发現和证实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不可小看。”山陕会舘”就建在大码头上首，正面朝南，面对正街，西邻太和瓷器店，东邻賽楚南酒家。尤其让人震撼的是，会舘规模极其宏大，是益阳会舘之”最”。它一个厅堂接着一个厅堂；一个天井接着一个天井，会館共七进，直抵后面頻池街，共约一千八百多平方，价值四万银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二千多万。
会馆規模之大，折射了它的价值之大，意义之大。所以，关键是要进一步考证它对益阳经济产生了多大影响？对益阳的商贸繁荣和“銀益阳”的炼成起了多大的推助作用？这才是我们考証的重点和终结目标。因此，我们重点研考了”山陕会舘”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在那里？
首先，我们可以从会舘的规模推断晋陕商人在益阳的经济势力有多么強大？会舘按现在的价格，包括购买黄金地段的土地，至少需要2000万人民币，才能把会舘建立起来。如果把这些建館费再摊派到每个商号，以一家出资六万元，也需要三百多家商号才能把这个会舘建好。如若只有几十家商号？是没有能力建起这样一个如此宏大会舘的。就今天来说，有多少商号有能力拿出六万元支助修会舘的？恐怕也是少之又少。因此没有众多的商号，没有强大的经济势力，是絶对修建不起这个“山陕会舘”的。
其次，我们从会舘的规模还可以推断山西、陕西商人在益阳的大体人数有多少？如若一家商号有8一12个员工和学徒，那么，300家商号就有3000多人，如果包括家属就要上万人。可見，当时山西和陕西商人在益阳的经济势力和作用不可小窺，是造就“银益阳”，促进益阳商贸繁荣的一支重要力量。当然，也不是唯一的力量。
再次，我们也可以从会舘的规模进一步推断山西、陕西商人在益阳的时间有多久？应该是在清乾隆中期至清晚期，他们主要是在益阳經营茶叶，然后“走西口”，将茶叶转卖给蒙古和俄罗斯，此外还经营药材和土纸。时间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兴盛了一个多世纪。
“山陕会舘”的发現和证实，证明了山西陕西商人曾在益阳有強大的经济势力。魯新民提供
但无独有偶，“银益阳”恰恰也是在这个时期炼成的，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肯定是有的，有多大？虽不能断定晋商和陕商在此期间的主导作用，但至少可以肯定，起了一定的促进和催化作用。
后来，从会舘易主，用四万银元将其卖掉，既可以证实山陕会舘的规模，也可以看出晋商和陕西商人的遂步减少，时间也是在晚清开始，经过民园早中期，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逐步改变了山西、陕西商人在益阳的强势地位，并开始衰落下耒，其原因，一是，随着铁路和公路的兴建，物流条件的改变，茶叶的供应量增多了、茶叶市埸也多了，挤压了益阳这个茶叶市埸；二是，第二次烟片战争之后，由干商埠的开放，制茶技术的机械化，益阳制茶技朮的相对滞后，导致益阳茶叶销售量的萎缩。三是日本侵占了华北广大地区，交通阻塞，也影响茶叶交易量的大大减少。上述这些原因，导致晋商和陕西商人在益阳人数的锐减。
到后民国时期，即1946一1949年，在益阳经商的山西和陕西商人己经微乎其微了。这时我在钱莊当学徒，有机会与他们打交道，但仅仅与一个山西商人打过两次交道，他住在魏公庙巷子里一家小旅社。如果有很多山陕商人？我不可能不知道。总之，一部“山陕会舘”的兴衰史，也反映了益阳经济的一部发展史，印证了益阳经济从高速发展期转变为一个平稳的发展期。`
“銀益阳”再考証
从前，益阳人一提起”金湘潭，銀益阳”这顶桂冠，总是颇为得意，深感自豪。这顶桂冠的确不可小窥，她标志着过去湘潭和益阳在湖南经济格局中的显赫地位，湘潭是湖南老大，益陽是老二，把益阳推到了湖南历史前所未有的顛峰。
但是，”银益阳”这顶桂冠，究竞是真还是假？长期以来，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并没有考証，也没有真凭实据，后经查阅清同治年间《益阳县志》，得到了完全的証实和确认，虽然放心了，但还是缺乏事实和理由作依托，因此，说起来，还是有一点理不直，气不壮似的。
为了进一步找到事实作为支撑，做到”理能直，气能壯”，因此，必须进行一次再考証，排除自我炫耀的一切可能性。经再考证，”銀益阳”的事实根据又表現在哪里呢？
要真正了解”银益阳”的由来，我认为，首先要了解”金湘潭”的由来，因为她们是连在一起岀生的”连体婴儿”，是一个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命运共同体”，否则这句话就不会连在一起了，而是各说各话，各自独立而存在了。
经查阅湘潭有关资料证实，在清朝中期，湘潭人口已达到三十多万人，其财富和经济总量已到三千多万两白银，超过了长沙的好几倍。但让人深感困惑的是，差别为何如此巨大？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湘潭交通运输条件比长沙好。那时候，交道运輸没有铁路和公路，主要是靠水运，是”得水运者得天下“。而长沙的湘江水流很急，风大浪大，又没有机动轮船，不便于停靠木船。而湘潭的湘江恰恰有一个大回水湾，便于停靠木船。湘潭有了这一交通条件的优势，因此，就造就了”金湘潭”，而不是”金长沙”。
但是，随着铁路、公路的兴建和发展，以及轮船的广泛使用，动摇了以水运为主的湘潭霸主地位。靠水运发展起来的湘潭，由优势变成了劣势，开始走下坡路，昔日的繁华不再，且每况愈下，使得湘潭很快衰落下耒。而長沙由劣势变成优势，迅速发展起耒，很快取代了湘潭，超越了湘潭，”金湘潭”的芳华已经远去，不复存在。
再回过头来看，”銀益阳”的由来就很清楚了，她同”金湘潭”一样，同是靠水运这个优势发展起来的城市，并同在一个时间点上戴上“銀益阳“这顶美丽的桂冠，原因也都是得利于水运。而资江东西贯通，全长达710多公里，两岸物产富饶，盛产木材、煤炭、茶叶、药材、土纸和稻米及棉花等。资江在益阳境内也有一个大回水湾，有利于停靠船只和木排。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同样有利于向北的转口贸易，即武汉、南京、上海的转口贸易。益阳正处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水运水系交通的关键点上。资江两岸的所有货物都是靠益阳转运，从而获得了大量转口贸易的红利，使得益阳得到了迅猛发展，商贸也迅速繁荣起来，最高时一年商贸交易总量达到了一千多万两白银，因此，在经济总量上成了湖南老二，”银益阳”就是这样炼成的。
“金湘潭，银益阳”并非一个美丽的传说，而被清同治年间《益阳县志”所证实。原乡山人提供
由于益阳独特的水运地位和优势，加上盛产木材、煤炭、茶叶和土纸、粮食，使得万商云集，外省外地的商人蜂涌而至，抓住商机，想在益阳获得”一桶金”，因此，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移民潮。在清中期益阳老城人口已达到了十多万人，比一九四九年，还多三四万人。
現在，已经完全清楚了，”金湘谭，银益阳”都是靠水运这个优势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变，”金湘潭”已日落西山，風光不在，商业中心地位转移到了长沙。湘潭则成了“成也水运，败也水远“。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亊物的两重性，成功与失败，优势与劣势，也是相互转化的。但”银益阳”的水运地位，并没有受到湘潭水运那样大的冲击，带来塌方式的改变，因而没有影响益阳商贸的繁荣，北向转口贸易还是照样很红火地在进行。直到解放后，由于计划经济的实施，北向转口贸易才被戛然“停止“，但”银益阳”的历史传奇和荣耀，却揮之不去，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記忆之中！激励着益阳人永远向前走！
这是湘潭老街。彭海仁提供
“湘潭木屐，益阳伞”
“湘潭木屐，益阳伞”的盛名，在益阳历史上曾经广为流傳。湘潭木屐为何很出名？我无心去考证。木屐这在現代年轻人心中是一个根本没見过的”稀奇物″，不知道是个啥？它是在防水橡胶鞋未出現之前，是广大农村雨天广泛使用的生活必需用具。它高约五丶六公分，底板是硬木，上面是用牛皮制作而成。实用于农村泥腳很深的泥巴路，在城市只有少数地方使用。那时益阳老城从临兴于到贺家桥也有木屐店近二十家。
说起老益阳的油纸伞的盛名，很多老益阳人并不陌生，并为之而自傲。在益阳老城手工业中，与竹器业同属于两个最富有盛名的行业。鼎盛时期，油纸伞作坊和商铺达到三十多家，其中学门口河街有六、七家，西门口有四、五家、南门口有五、六家，三里桥有六、七家，散落在其它偏辟街区的有七、八家。其中最有名的伞店有夏鸿泰、周正泰、谢永顺、罗福兴、湯泰恒。尤其是夏鸿泰的伞有”不要拣，放得心”的美誉，且技术精堪，远近闻名。
伞的种类有油纸伞、花伞。颜色有大红、枣红、桃红、橘黄、墨绿和黑色。那时，益阳油纸伞以质量好，轻便、美观等优势行銷省内外，使伞的年产量达到一百二十多万把。制伞业基本上属于个体劳动者。作坊和店铺的规模较小，一般只雇請一至三个工人，少数雇請工人多的也只有四至五个工人。
彭海仁提供
益阳制伞业的发展与繁荣，也带动了伞柄业的的发展和繁荣，仅在学门口河街就有八、九家制作伞柄的作坊，每个作坊都雇佣了四、五个工人和学徒。原益阳市副市长周海涛就是学门口伞柄店的一个做伞柄的工人。解放后，益阳第一个被处决的恶霸蔡润卿，就是做伞柄开始发迹的。我还多次見到过他，个子很高，浓眉大眼，一副凶像，望而生畏。他戴着貂皮帽，酷似《智取威虎山》的座山雕。我们这些小人物見了他，除了小心翼翼的侍候之外，只能敬而远之，退避三分。
从油纸伞的兴衷史看，的确它为人们提供了优质生活用品，方便了人们的遮风挡雨，是益阳老城重要的优质手工业产品之一，尽管油纸伞的质量虽好，但同其它手工业产品一样，在益阳经济总量中并不占显著的地位，更没有什么重大的创新，因此，它不过是一个既无经济总量，又无科技含量的普通手工业产品而已。这怎么能说造就了”银益阳”这一顶桂冠的重要因素呢？这不大可能啊！
解放后，纸伞业已走上了合作化道潞，特别是改革开放头几年，油紙伞又火红了一把。尤其是在农村，如羊午岑、沧水舖的油纸花伞。为了推销产品之所需，于是就频繁地把益阳油纸”伞”与”银益阳”挂起钩来，实际上是作广告宣傅。但是最终还是逃不过优胜劣汰的規律，跟不上制伞技朮不断更新的步伐，竟争不过别人，最后还是败下陣来，被折叠伞取代了。这样才终结了油纸伞在益阳那段漫长的历史传奇。总之，益阳油纸伞很盛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历史悠久，据说益阳做油纸伞从唐朝开始了的，悠悠岁月，一千五百多年；二是技艺精堪，质量好；三是产量高，一年达到一百二十万把，多时达到两百万把。
求学苦旅“话乡情″
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現在很多小孩都不爱读书，不想读书，甚至厌恶读书，但那时我”只想读书，只爱该书”，但命运又不准我读书”。心里老想，老天爺！你为何这样不公平呢？
一九四六年五月，我父亲卒然长逝，丢下了孤儿寡母，把我们母子推到了苦难的万丈深淵，全家陷入生活绝境，哪有钱读书？连生活都维持不下去。那时我只有十一岁多，还是一个孩子啊！但由于生活逼迫，只好缀学，进了乃昌钱莊当学徒，实际上就是叫你当”苦役”，当”童奴”。一天工作十七、八小时，人累得连走路时都打盹，疲劳已极，但还是念念不忘读书，每天早晨起来读书写字一小时才天亮。就这样雷打不动，三年如一日。
回想那时，当我每天早上和下午在商店站柜台时，看到在街头上学或散学的学生那样欢声笑语时，我总是思绪万千，感慨不已。为什么我自己想读书，没书读？为何如此”命运”？有时想着想着，眼泪夺眶而出，但又怕别人看見，只好躲到门后面偷偷地哭泣。
今天聁，明天聁！黑夜聁天明！终于盼到了天亮。一九四九年八月，益阳终于解放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积极地加了组建工会的活动，并成为组建工会的骨干。党组织动员我参加工作，我犹豫了，我说”我还想读书″。这时候，我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深信共产党总会给穷人孩子读书机会，机会还是真的等到了，于是一埸新的”求学苦旅”开始了。
煙雨濛濛，遥望青龙洲，感恩崔老板。
一九五O年五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南工农速成中学招生，因为读书不要钱，还提供伙食住宿，让我欣喜若狂。于是我通过益阳市总工会、湖南省总工会打了介绍信，一个年纪仅只有十五岁多的孩子，孤身一人跑到了汉口，走上了”求学”的艰难之旅。真是苦苦哀求，好话说尽。先到学校报名，遭到拒绝，说他们只招产业工人，不招店员工人。我又去找学校校长，他也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我。最后，我还不死心，又出找中南軍政委员会教育部的负责人，同样也婉言拒绝了我，但也劝慰了我。
看看今天，你曾看到哪一个孩子自已千方百计”求三拜四”的要求读书的吗？恐怕少之又少，甚至还会把不读书当成”幸事”、”喜事”、”乐事”。虽然，这次”求学苦旅”之路，没有感动上帝，遭到了失败，心情十分沮丧，但却遇到一个老乡对我表现出的”乡情、关爱、温暖”，让我永远难以忘记他，永远怀念他，永远感激他！
这次”求学苦旅”之行，我是住在汉口民权路笃信莊。这是一家由益阳青龙洲一个姓崔的人士开的一家小旅社，只能住十几个人。我就住在那里，吃喝在那里，一共住了八天。后来给他伙食费和住宿费时，他坚决不收，并深情地对我说:”你年纪小，没收入，你来求学，家乡人应该支持，钱我不能要”！并安慰我说“气什么？今后机会还是有的”！这几句话让我刻骨铭心，永远难以忘怀。这八天就算白吃白住了。其实，这个崔老板，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素不相识，仅仅只是一个”老乡”关系而已。这一”义举”，既是在今天也很难做到。他能如此”关愛“一个好学上进，千里迢迢，在求学上遭受挫折，心情沮丧的孩子，充分体了一个老乡可贵的”乡情丶关爱和温暖”。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作者简介
李国基，原市(地)人事局调研员。之前，曾长期在原市委宣傅、地委党委党校从事理论宣傅和理论教学，并在中央党校学报、中组部《党建研究》、二十二个省市委党校学报、五个大学学报(包括复旦大学》、三个省社科院理论学刊、湖南日报、山西日报、山东大众日扱、工人日报以及美国和台湾报刊发表论文、时评、散文、杂文四百多篇。專著三部。
作者与夫人参观马克思故乡德国古城特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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