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温元凯教授在哈佛大学合影
难忘的五年（上）
——移民故事
作者 / 赵铁汉（美国）
（二）在北京科技情报中心
自谋职业生涯令我终生难忘。创办研究所的经历证明，虽然要靠自己的意志和能力，但是，机会更多的是提供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而机会对我来说真是来的太突然了，而这种艰辛的付出与努力也并不一定得到应有的回报，其根本的原因是缺乏项目、资金、场地。由此可见，创办实体经济的发展潜力在于要有适应市场需求的项目，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要有可开发的场地，三为一体。而我则不具备这些优越的条件，只是单打独斗求生存而已！1987年4月初，我和李老走进了座落在北京朝阳区酒仙桥地区781厂区北门，一进厂区的东楼。东楼是一座并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雅致。两名佩戴枪支的武警战士把守着东楼门。出入登记，得到被访人同意才放行，显得十分神秘，让我很不理解。不过，李继尧老处长却是轻车熟路，到了二楼出现一个大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武警向老处长敬礼，门开着，我一进门，一位像是国家领导人形象的中年男子站了起来，走过来，伸手双手，握着李老的手，说，欢迎老首长！坐在沙发上，我观察金健主任，留着大分头式的发型，身穿蓝色西装打领带，四方大脸，眉清目秀，确实是领袖形象，言谈举止中，显示出非常有教养，风趣幽默中也不失优雅气质，令人起敬。他得知我的来义之后，说，中心正要办一个刊物，叫《城乡情报》，你就是最佳人选，先帮我把杂志办起来，走入了正轨，你再干您想要干的事吧！我当即决定，说，没问题，先办杂志，培养新人，然后再办个应用研究所吧！我到中心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培养新人办好杂志《城乡情报》。编辑部设在二楼的东头一个大房间里，刚刚聘为一位主编叫陈刚，一位副主编张红星，他俩原来都是油泵厂的哥们，也想干事业就被招聘当上了头。我还是我的老称谓，主任记者。他们两个没有在杂志社干过。因此，对城乡情报的功能如何定位？如何发挥情报中心优势？怎样开展咨询服务的诸多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专门建议设计了一个专栏，“县长专访”，双月刊，每期都要刊登一篇，并有县长头像照片。同时每期都要介绍该县的区域优势，经济发展模式及开发展望。一箭双雕，既有县级改革开放政策的举措，又有招商引资的需求，，这个版块只乡镇企业的收赞助费不收广告费。由于经费困难，我决定，带着他俩一次出行，多走访几个县，建立起点面结合的信息网；我釆用一次性培记者的方式，使得他们的采访能力得到提升。在实践中，引导新记者如何敲开县政府的大门？使县长接受采访？如何生动活泼有趣的何釆访长？使釆访达到深度和广度？如何让县长乐意和杂志建立合作关系？为后期的进行深入报道铺路？如何为该县的经济发展提供技术咨询和信息交流等等问题，都言传身教后，令他俩很是感动。陈刚说，跟着铁汉老师学釆访，真是书本里、永远找不到，课堂上听不到的啊！实在，管用！这要从头开始说起。记得是1987年6月下旬的一天，第一站是坐着中心的上海轿车，直奔北京南紧临河北省部北京市的大兴县县政府门口。下了车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如何在五分钟之内取得办公室秘书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得到认可，并且主动汇报到办公室主任。如何在半小时内，让主任作出正式的接待安排；如何在釆访县委书记或者县长之后成为朋友，建立起来一种长期的来往关系。这其中都是要以诚相待，并且提前做足这个县的区域经济优势与特色，县领导班子建设的基本状况，今后的发展趋势和提出的建议。这次初到大兴，提前又没有联系，办公室主任心存疑虑，亲自接待，并且询问了一些采访的很辣手的相关问题，我解释了三点：科技中心是北京市科技发展战略中的新生事物，在县级政府的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和不可低估的地位与作用，并且具体谈其合作的几种方式；《城乡情报》是信息技术交流的载体；首期选在大兴县釆访应该是振兴大兴的新机遇。谈到费用，我说，一切免费，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公益性事业的活动。主任听了很高兴，看得出来，很信任我们。随后，主任离开会客厅半个小时的样子，又回到了会客厅。主任安排我们先到县政府的招待所休息。当天下午，一名副县长和乡镇企业局负责人，陪伴我们参观了两个乡办企业，一个是外贸出口服装加工厂，一个是家俱加工厂。晚上，由副县长招待吃了饭，告之明天上午县长接受采访。第二天，在县委小会议采访了大兴县县长刘振山。刘县长中等人，微胖，四方大脸，很朴实的一位领导人。釆访中知道老家是河北曲阳的，清华大学毕业，也是共青团干部出身，后来，分配工作，担任过农机企业的领导。当他知道我在农村青年杂志干过，团派之间的感情自然就亲了，畅所欲言。知道他到了大兴当县长，也是他从政的开始，如何振兴大兴经济，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深得民心，人民情怀受到赞扬，他拟定的“让利要税”的政策引起了我的兴趣，就此专题展开了深度访谈，他说，要把利润都给了办企业的人，就使招商引资工作落到实处。按章纳税，政府就有了财政收入。我以：让利要税，招商引资，振兴大兴，为主题写了第一篇专访，刊登在巜城乡情报》第一期的第一个栏目巜县长专访》中，引起了许多县长的思考与共呜。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是，五年以，我正式返城的单位化油器厂的上级主管是北京市农业机械局，而农机局局长正是当年我采识访过的大兴县县长刘振山。一次，他在局里主持开会的时候，我有机会和他念起旧情，都哈哈地笑了起来，并再三问我有什么困难，工作顺心吗？我说，一家人都办回来了，就是最大的顺心啊，放心吧，我会努力工作的！记得那次我们从大兴县出来，陈刚、张红星非常兴奋不己，我们直接去了河北安果县。也是这次釆访的第二站，这次我叫陈刚打头阵。他在企业当了多年的中层干部，能说会道，自然接洽很顺利。在安果县釆访了县委书记和县长，主要釆访，发挥区域优势，开发药材市场，取得了显著成绩和经验。我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药材大集市，场面十分壮观，一片繁忙景象，为此还写了一篇通讯，“风景这边独好一一记发展中的安果药材市场”的通讯，被《农民日报》釆用。第三站，釆访了河北蠡县县长和党代会精神代表闫建章和人大代表冯建章两个乡镇企业家。其中，闫建章组织农民干纺织起家，得到了社会活动家费孝通的首肯，一举成名。县长告诉我，到了蠡县见县长容易见闫建章难，牛逼大了。你可别找他要钱要物，他通中央，好几个记者都在这走了麦城！果不其然，闫建章朴实的农民打扮，头上戴着洋朵手巾，和陈永贵一样，说起话来象讲述故事，生龙活现，有时会叫你哭笑不得。可令我不解之谜竟是我问他，一个月拿多少工资，他说，二等，75元！奇怪的是，这一个晚上，他就拿出了四合中华烟！边吸边侃，到底挣多少钱呢？临走也沒弄明白。不过有一件事，发生在他家却始终没有破案。一天夜里，蒙面人破门而入，要5万元现金，马上就要。他的老婆见势不妙给了钱，蒙面人撤了。这事被闫建章举报到公安局，局长派人蹲守了一段时间，终不见了蒙面人再来。闫建章不仅是自己带头致富，更可贵的是把全村农民组织起来，共同致富，一些村民办的企业得到空前发展，而且带动了全县的毛纺行业发展，形成了全国皮毛中心的集散地，功不可没！回到中心有段时间了，我们几个仍在回味着这趟难忘的河北之行。接下来就是要思考，我们中心应该如何创收，生存成了一个突出问题。出谋献策积极创收是我到中心后，始终坚持的要解决的一个课题。刚到中心，了解到，中心是挂靠科委的一个自负盈亏的民办单位。我认为：北京科技情报中心，这牌子硬，搞科技转化具有独特优势，只是看到金主任虽然挂了信息部、开发部、编辑部、人事部等牌子，却总共只有七八个人，记得有张红庄、张红星二兄弟，干部子弟，红庄是当兵出身，军人气质，也没少为金键鞍前马后的尽心尽力。还有陈洪刚和两个女秘书姓肖和姓王的，再就是郑红霞打字员，中心就这么几个人。记得打字员，她是黑龙江人，嫁给了北京知青，有个儿子，一起办来北京，找不到正式工作，就来中心先干着，人挺爽快，常常帮我打字，复印加班加点，从来没有要过加班费。十多年后，我去民族出版社送稿子，意外在编缉部碰到了她。原来，她就在和平里一家台资开办的图书出版发行公司上班，再相逢，忆当年，真是百感交集…话说回来，为了扶持主任把中心的工作开展起来，我又把农青刊校的六个清退人员引进了情报中心，其中两个人，印象最深。一个叫张宗南、一个叫谭军。张宗南在刊校与我不在一个部门，但他山东汉子，喜欢文学，身高马大若人爰，也常会和我打招呼，刊校清退时，我去他三里屯的家里吃了顿饭，太太是北京的，也很纯朴。宗南酒后话多了，他说，老哥有好事别忘了我。我是汽车车辆厂出来的，用的着有事说话。咱俩以后就是哥们了！我说，一言为定！所以，我把张宗南带来了情报中心，后来，他成立了实用技术研究所，开发国产汽车212底盘改装项目，项目申请获得了批文，顿时，国内大小汽车厂蜂拥而来，联合办厂，事业有成！谭军的先生是经济日报记者部主任李百祥，上海复旦的老大学生，有个儿子。她是靠高健鹰来刊校的，请我去她家见李百祥，交个朋友。百祥资格老、水平高、人脉广，格局大，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风风火火，我从心里就佩服他。后来我插队的内蒙古霍林河乱开乱釆煤矿，娄尽不止，九十年代初期，矿务局局长王旭、办公室主任孙来义在一起聚会时，问我能不能向中央电视台反映，引起高层重视。我和百祥说了，他说，可以。后来，王旭局长来北京开会，我儿子拉着我和百祥及谭军去拜访了王局长。百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渠道很多，中央一直很关注。可以写内参，可以开研讨会，可以请中央领导视察。后来，新华社内参刊登了乱采乱开煤矿的报道，总理又亲自视察了内蒙古，就彻底解决乱开乱釆问题提出了要求，并作出部署。我想这其中与百祥的作用不关系。打这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有个儿子也出国留学了，早已成家立业了。由于我们的加入，情报中心一下显得人气旺了，可怎么养活这些人呢？我和金健、红庄共同策划了一个项目，出版《北京乡镇企业电话名录》，包括各区、县、镇政府相关部门所在地的地址及电话；乡镇企业、个体户，负责人、自家经营项目、经营地址及联系电话。出版后将免费发送到各区、县、镇政府及乡镇企业、个体户。在确定之后，我自己带着辛洪志先去了通县城关，走访了十个乡镇企业和十个个体工商户。有八成同意登记，两成质疑其是不是有经济效益。于是，中心决定，分五个征集小组，每个小组三个人，承担一个县的征集工作，时间为十五天结束。这其中，洪志发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辛洪志自认组长，带了两个人，坐车去廷庆，途中上厕所，怕包里的发票本丢了，就拿着包去了厕所，解小手的时候，顺手把公文包放在了墙头上。就在这时，有人喊他，快点儿啊，洪志！咱得赶路。洪志听到喊声，马上答应着，提着裤子就上了车，驶向廷庆县城，到了招待所，才想起来，包放在墙头上了。结果，大半夜的到丢了包的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当民警拿出包时，洪志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创办实体是我一直的梦想。1987年7月，我在北京科技情报中心创办了“新技术应用研究所”我任所长，从事科技开发，技术转让，信息服务等，主要靠收取中介费，为经济来源。辛洪志是河北固安县的一个高中毕业生，自荐给四川省长当县长，自认怀才不遇，壮志未酬。我在农青刊校与他相识，并带妻室儿女去过他家，相处如兄弟。他家在城关，独门大院，进入北屋，发现他的妈妈眼发直不说话，静静的坐在炕上。他爸爸和几个妹妹热情地迎了上来。他爸在县城上班，大妹子比洪志小四岁，二妹子小六岁，妈妈有抑郁症，一家人老实本分，都是可交之人。在他家玩了一天，还逛了固安大吉。办研究所资金由他在农村信用社贷款5000元，由我个人筹资5000元，共万元起家。一年后，我离开了科技情报中心，新技术应用研究所的一切事宜都是由辛洪志料理的，处理得井井有条，后来，他用了几千块钱从四川买了媳妇，最后他也返回了自家乡结婚了，我们去他家，看到了他妻子非常能干，为他撑起了辛家，也为辛洪志的幸福生活送去了美好祝福！话说回来，当初，研究所的办公室就设在中心二楼的一大一小的两个房间。我的所长办公室是大房间，可以接待客人。辛洪志在小办公室，主要是处理来信来访，文书处理等工作。中心提供会议室，用于业务商谈与按洽。研究所的全称，印章名称：“北京科技情报中心新技术应用研究所”，聘请了三个退休老干部、老工程师，加上秘书辛洪志，五个人开张了，开张大吉，还请中心和相关单位的人参加开张宴席。当时，由于有农青刊校建立的人力和社会资源，第一件事就是收集可供乡镇企业选择的科技项目，重点是年效益百万以上的项目。项目来源四个渠道：主要一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三十多个各个所对外发布的项目进行饰选；二是国家科委选定的星火计划推广的顶目；三是各大院校开发的技术项目；四是个人国家专利技术项目。形成研究所的基本的信息库。在此之前，还要与部分项目持有人签属委托转让书，只要有人需要，直接双方见面畅谈、考察。这样做使双方都对研究所产生信任，买卖不成仁义在。第二件事就是信息的发布。主要途径有三个，一个是与新闻媒体建立关系，发布消息、资讯，这也是我的优势与人脉资源的拥有。借势发声；一个是与其它中介单位互道有无，精诚合作；三是创办了自己的传播渠道。除了《城乡情报》外，创办了《全国农村青年（含乡镇企业）致富联谊会》。说起这个联谊会，是郑卫平编辑创意，由我在农青刊校咨询部具体运作的。一个月一期信息供求发布。供求者均为联谊会会员。每个会员每年会费12元，可享受免费提供自己的供求信息发布。1986年已经超过千人。1987年5月恢复联谊会，由新技术研究所授权重新报名。第一期5月刊出了第一期报纸，5000张，按照全国各地选择500个县、乡、镇团委地址，在大信封中装入几份报纸，其中有一张“报名表”，复制有效。然后打捆提着行李箱到邮局邮寄，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报名反馈信息了。这5000张印刷费、人工抄写劳务费、邮费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心里有底，可金健主任心里没有底，说，这招数有人买帐吗？投资收益既有决策判断，天时地利人和，又要时间恰好，需要耐心等待。在一周之后，收到了十来份报名表，一个月之后，报名人数超过500人，看到了可以持续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收到了一些基层共青团组织、乡镇政府、乡镇企业求助技术信息的来信，每天几个人拆信回信、咨询服务、接待来访，门庭若市，好不热闹。虽然挣不了多少钱，但是，传播科技信息的那种自信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什么技术都没有，也没有资本，还沒有场地。可我唯一的愿望和能做的，就是让有技术的、有场地的，有资金投资的结合起来，和介绍对象一样，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别人必须信任自己。而人和人之间如何建立起信任关系，就是以诚待人，实话实说。林铎是大连理工大学的化学教授，微量元素化肥专利发明者，始终没有转让出去，转让条件约束过多。乡镇企业家有的也试图投资上这个项目。我就亲自去林教授家登门拜访，主动与他交流。他彻底了解了我的经历和处境，说，铁汉，我信得过你，我就委托你们所转让吧！回到北京，到河北香河县城关镇找到了曾想上这个项目的王厂长。他曾一年中，数次找我要项目，说，铁汉，只要你认可的项目我就干！于是，我派了北京农学院的老刘头，与王厂长一起再次与林教授谈技术转让的具体细节。本来，技术方坚持单项配方转让3万元，多项转让6万元。因为双方都是诚心诚意的要干，王厂长说，技术归铁汉所里，我出3万转让费，把厂子办起来就行了。林铎教授最终还是让步了，收了3万元现金，投产后，提取利润的百分之一。也是个象征性的表示真诚合作的意愿。于是，香河微肥厂在技术员老刘头的主持下，二个月后试产成功，正式投入运营。我们所动员一切宜传手段，开展微肥示范户活动，逐渐广种薄收，吸引了更多农户认可和使用微肥。一年收回了成本，并略有盈余。在王厂长看来，最大的效益是自己家的庄嫁和蔬菜都获得了大丰收，左邻右舍都纷纷求购微肥。继续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举办定期不定期的培训班。北京昌平沙河食品厂厂长董崇河是我刊校联合办班的合作者，我负责招生、学员管理，他负责技术转让和培训技术，主要科目：食品加工、水果糖块、汽水饮料等办厂咨询服务等，受到农村青年创业者的青脒。我和他的一家人也成了好朋友，亲如一家，每当我生活出现难处的时候，他家总是鼎力相助。女儿上十三中，正是董崇河拉了一车大瓶桔子汁赞助学校老师的。他们董家哥四个，都很优秀，又各有其志，但很心，相互帮衬。大哥董山社会科学家，研究社会发展，在考察了欧洲后，写了一本书《政体论》送给了我，只是我忙于生计，无法与他经常沟通，留下遗憾。二哥董崇海看上了我的才气，非要拉我去三亚办冰棍厂去，我太太坚决不同意南下，没有去成。后来，二哥拉三哥董崇江去非洲国家做贸易生意发了大财，他们搞了几次大型庆典活动也请我去作嘉宾。后来，我的朋友董崇山得了胃癌，住院去看他，他说，我明天就出院，不治之症，我干脆出去多挣点钱，也算对得起她娘俩。真是说到做到，为了妻子和女儿，他每天照常开车联系他的客户，胃痛的厉害，就打开老中医药专家配的止疼药唱上几口，令人感动。他比我小几岁，1983年当兵转业到商业局，硬是辞职干个体，凭借自己的信誉，投资建厂，设备安装，引进技术，生产管理，开拓市场，成本核算，样样精通，三年盈利百万，厂子初具规模，水果糖打入了北京几家大型超市，春节前后加班加点，供不应求。推广种植养殖业新品种也是从农青刊校带到研宄所以传统项目，这也是辛洪志日常主抓的几个常项。其中，引进国外母鸡品种，卖种鸡回收蛋的昌平城关镇的退伍军人张福水是我在农青刊校认识的老朋友了。当初，中国青年杂志的美工记者刘效义开办手工编织培训班与张福水合作，这期间，我们也就熟了。他有一双儿女，妻子替他守家。福水聪明，长得也一表人才，身才苗条，瘦脸留小分头，一对小眼，一笑眼目迷人，腮上堆满皱纹，甚当可爱中显示出精明。他一心想干大事，当过贸易公司经理，挣了点儿钱又投资办起了扇子书画展览，干起了舞文弄墨的差事，倒头来，除了两箱子扇子，别的是一无所有。我劝他还是干点实事吧。这样，他托九三学社的曹教授，引进了国外种鸡，在昌平城关镇干起了孵化厂，卖种鸡回收蛋，滚动发展，带户了周边农户的养殖业发展。88年春节，我们全家就是在他厂里与农工们一起过的大年。我们所也尽力推广他的项目，不少外地青年也有不少到他这取经，也照他的模式在本地发展。五年以后，我已在和平街道上班，他领着儿子认“大爷”来了，说儿子就想当演员。后来，我把儿子介绍给林业部李黎的丈夫，去跟这位李导演拍电影去了。又过了五年，我们再见到他妻子时，才得知，两个孩子都成家了，福顺因为卖西瓜占地斗殴入狱，病死狱中，妻子无奈也改嫁了….说起联系来料加工、包工包料等合作项目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成功率过低，得不偿失。中国机械出口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从欧洲回来，拿了几个铸件样品，是国外铁栅栏上的头，要在中国生产出口欧洲，我跑了铸造协会、找到铸造厂家，试验翻砂铸造，经过精选，又经过二次打磨，把成本本木一 本也报上，由经理带到欧洲找商家。半年之中反复了四次，费用厂方投入了二三万，最后的工艺仍然没有达到国际标准，特别是要求不得二次加工，只能一次铸造成功。只好放弃了。媒婆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其中两头不讨好还搭搭工夫…自谋职业，创办研究所谈可容易，表面上看热热闹闹，人来人往，可并沒有取得多大的经济效益，工资待遇并不高，总是想积累资本干个实体。年底时，老干部以年迈路远为名走了两个，金健派了一个年轻工程师，任副所长，姓张。小伙子也是侃侃而谈，雄心壮志。他也有自己的开发项目，金主任，他干他的，您干您的，井水不犯河水。只是用研究所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我也就应许了，但是，心里总是想，这没有财权，人权的研究所也是有名无实，仍然受治于人，深感忧虑。1988年，北京知青政策发生了变化，允许北京知青子女落户，这意味着这是北京知青返城最后的一次机遇，我必须找到一个可以接收安置正式工作的企业单位，而政府和事业单位不允许接受知青安置，所以，还是要忍痛割爱，放弃了研究所承包，离开了北京科技情报中心，去了北京华农公司…..
作家诗人简介：
赵铁汉，北京知青。北京十三中68届高中生，1968年到陕西延长县刘家河插队，1970年转入内蒙兵团57团。1984年脱产在电大专科学习，1986年毕业，借调到中国青年杂志农青刊校，1990年正式调回北京，始终在基层从事文化教育、社区建设与城市管理工作，2008年退休。几十年来，先后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发表诸多文章，包括文学作品。现居美国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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