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人祖先来自哪里
来自淮河流域的汉人
918年，王建被拥立为王，之后，王建相继吞灭新罗、百济，统一朝鲜半岛，建立了高丽王朝，史称王氏高丽，定都开京（今朝鲜开城），但其国土仅覆盖朝鲜半岛中南部。
1392年，李成桂废掉高丽恭让王，高丽王朝覆灭，而李成桂则臣服于大明王朝，明太祖朱元璋以“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因此，被明朝赐名为朝鲜，这就是李氏朝鲜王朝的由来。
李成桂
综上，高丽王朝（918—1392），大致与南、北宋（960-1279）同时，但其与中国的渊源远不止于此，据学者们考证，高丽王朝的开创者王建很可能是一位来自于淮河流域的汉人。
当然，这一说法绝非像韩国人一样，喜欢信口开河，将一切据为己有，而是有着充分的证据的。
一
《三国史记》是记载古代朝鲜半岛历史的重要典籍，但是，其史料来源却大都出自中国史。
据载，最早在朝鲜半岛建立政权的，主要有两位：一个是朱蒙，另一个是箕子，他们来自中国中原地区，所以，秦、汉时期，都将朝鲜半岛，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郡县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中央王朝纷争不断，朝鲜半岛开始出现地方政权——新罗王朝，后来，唐朝建立，新罗臣服于大唐王朝，而唐朝还为此和试图侵略朝鲜半岛的日本人打赢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场海战——“白江之战”，但当时新罗王朝的统治区域始终限于大同江以南地区，大致在今天的平壤一线以南，直到王氏高丽，取代了新罗，其势力范围才逐步推进到鸭绿江一带。
新罗女王
或许，受武则天称帝的启发，同一时期的前后，新罗王朝也曾经出现过三位女王，而日本则出现了六位女王，直到新罗王朝末期，则被真圣女王统治，此时，正赶上中国的唐末、五代时期，后来，新罗王朝王室族人弓裔叛乱，给王建创造了机会。
起初，王建只是弓裔麾下的一位将军，大概也像中原王朝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样，后来的王建也被部下拥立为王，随即击杀弓裔，并取而代之，最后，王建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二
王建何以要将自己建立的王朝取名为高丽呢？这一点，或许是想延续此前被大唐王朝灭掉的高句丽故国有关，但高句丽其实只是中国东北地区出现过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后来的高丽毫无关系。
唐朝灭掉高句丽之后，为防止其复国，将其臣民大部分都迁徙到中原地区，而王建原本也是一位来自中国中原地区的汉人，而证据就保留在朝鲜最权威的正史《高丽史·太祖本纪》中。
《高丽史》是代高丽而起的李氏朝鲜王朝的官修史书，由李氏朝鲜的知名士大夫郑麟趾奉命主持编写的，其最终成书于李朝文宗元年，是朝鲜王朝最权威的官方正史。其中，记载了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后唐明宗李嗣源册封王建为“权知高丽国事”的诏书——
“咨尔权知高丽国事王建……冠边城以挺生，负壮图而间出……踵朱蒙启土之祯，为彼君长；履箕子作蕃之际，宣乃惠和。”
后唐将高丽称为“边城”，显然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而将王建与来自中国的朱蒙、箕子并称，且使用了“踵”、“履”这样的字眼，意思是王建和来自中国的朱蒙和箕子一样，“为彼君长”，这些表达都暗含了王建是中国人的有效信息。
不仅如此，在册封王建为高丽国王的另一诏书中，还有更为详尽的信息——
“卿长淮茂族，涨海雄蕃。以文武之才，控兹土域……足显鹊巢之美。”
其中，“长淮茂族”，将王建的家世一语道破，一言以蔽之，这一诏书明确了王建出自“长淮”望族的事实，而“涨海雄蕃”一句，则进一步解释王建是从中原地区渡海到达的朝鲜半岛，并且能称雄此地。
可是，他是从哪里跨海而来呢？ 诏书中所说的“长淮”究竟是哪里？很显然，“长淮”是一借指，而这一借指本身就是中原地区众所周知的习惯性用法，据史长乐先生进一步考证，这一说法从未出现在朝鲜半岛的有关文献中，而只能出自中原地区，且具体指代中国淮河流域。
其实，早在上述诏书出炉之前，唐朝诗人王维就在《送方城韦明府》留下“高岛长淮水，平芜故郢城”的诗句，其中，清楚地使用了“长淮”一词，而清人赵殿成对此进一步笺注，“《元和郡县志》山南道唐州有方城县。”大概位于今天河南、湖北交界处的唐河县附近。
张孝祥
无独有偶，南宋词人张孝祥也有“长淮望断”的词句，由此可见，“长淮”借指淮河流域，是中原地区由来已久的说法，因此，王氏高丽的开创者王建的祖上，很可能就来自这一地区。
上述诏书的结尾的“鹊巢”一词，出自《诗经·召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即成语“鸠占鹊巢”的来源，同样点名了王建对于朝鲜半岛而言，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这与他就来自中国江淮地区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
继五代后唐之后，北宋太宗皇帝册封高丽成宗时的诏书中，有“常安百济之民，永茂长淮之族”之语， 同样延续了高丽王室来自“长淮”的事实，唐庄宗与宋太宗的两朝皇帝的诏书前后呼应，言之凿凿，使得王建出自长淮的事实确凿无疑。
当然，为便于统治异域臣民，王建及其后人刻意隐瞒了自己来自中原地区的事实，以致于《高丽史》之于王建的父祖、家世的记载均语焉不详，这显然有悖于历代君主封赠祖宗的昭穆传统，不仅如此，终王建之世，高丽始终不立宗庙，这一有违常理的做法，似乎正是上述猜测的有力旁证。
此外，《高丽史》的编纂者郑麟趾还在《高丽史·高丽世系》中摘录了一段有关王建家世的传说，甚至将王建的生父认作是偶然微服至此的唐明皇之子唐肃宗，而其母亲偶获侍寝，从而，生王建。
“宝育认是中华贵人……以辰义荐枕，留期月，觉有娠……果生男，曰作帝建。”
不仅如此，据《高丽史·太祖本纪》中记载，王建称王的第二年，“九月癸未，吴越国文士酋彦规来投。”吴越国是唐末五代时崛起于淮河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为钱镠所创，这位穿越当时的敌对国家跑来高丽投靠王建的，很可能便是王建老家的穷亲戚之类。这也间接透露出王建与淮河地区的某些关联。
或许因为高丽王室出自淮河地区，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同样来自大致同一地区，因此，明朝初年，洪武帝在《皇明祖训》中将高丽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
与此相对照的是，安南（即后来的越南）与高丽一样，同为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国家，但洪武帝之子明成祖却派大军征讨安南，当然，明朝对于安南、高丽之间的态度差异，或许有其他原因，因本人对明史涉猎不多，不敢置喙，但高丽王室出自中原汉族，或许是其中隐含的一个理由。
或许因为这一渊源，高丽王朝末期更是袭用“大明衣冠”，而且高丽人将接受“大明衣冠”的历史意义抬高为“追复祖宗之盛”的高度，以此来表示对“中华文明”的坚守和传承。
对此，《高丽史 ·舆服制》有明确记载，“大明高皇帝赐恭愍王冕服，王妃、群臣皆有赐，自是衣冠文物焕然复新，彬彬乎古矣。”后来，高丽昌王在位时，大臣赵浚在给昌王的奏疏中写道，“祖宗衣冠礼乐，悉尊唐制。……我玄陵（即恭愍王陵号，代指恭愍王）……追复祖宗之盛。”（《赵浚·陈时务疏》）
对于高丽袭用“大明衣冠”，高丽著名诗人元天锡如此形容，“着新革旧何其速，外国人为中国人。”（《元天锡·是月朝廷奉大明圣旨改制衣服，自一品至于庶官、庶民，各有科等，作四绝句以记之》）
这一点，也可以用来终止另一场纷纷扬扬的“汉服”与“韩服”之争，毕竟，汉服是韩服的“祖宗”，这可是他们的先人亲口说的。当然，高丽王朝也投桃报李，比如其“慕华”、“事大”思想，甚至以“小中华”自居。
在经历蒙元之后，高丽终于有幸可以和明朝建交时，高丽名臣甚至李樯激动地赋诗一首，回忆高丽与宋朝交往时的一段“高光时刻”，“国家遭遇宋文明，礼乐交修醉太平。……万古难磨忠义在，小中华馆岂虚名
延伸阅读
关于了解汉服由来的历史书？
第一本撷芳主人的《大明衣冠图志》。语言生动活泼，没有死板的考据，而且还配有Q版图片，但却比较严谨，所引用资料来自于为《大明会典》、《明史·舆服志》，和一些出土报告及其他笔记资料。非常适合对汉服知识刚入门小伙伴用。
第二本《汉晋衣裳》，这本有非常详细的汉服复原，对服饰有非常详细的展示，而且装帧，设计都非常不错，（就是有些部位，展示容易遮掩，像腰带），想对汉服有直观印象的小伙伴可以看这个，同时也适合作为收藏书籍。
第三本孙机先生的《华夏衣冠》，上海古籍社出版，必属精品，主要介绍对各个时代服饰的详细梳理。孙机先生一直在博物馆工作，长期接触考古现场，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学术功力非常雄厚，所以书中每考证一物，都是旁征博引，细致的进行解析。这本需要一定基础，才能更好的阅读，适合汉服进一步钻研的小伙伴阅读。
第四本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虽然我们了解沈从文是从其小说开始的，但是这本书是沈老后半辈子心血所著，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巅峰之作，不管是对服饰的考证，还是语言的运用，还有材料的选取，内容十分充实，同样这本书也需要一定的基础，才能去阅读。
第五本吴山主编的《中国历代服装、染织、刺绣辞典》，里面有比较详细各类服装的收录，可以作为阅读中的辅助用书。
为什么李氏朝鲜的皇帝画像看上去和中国明朝皇帝的很相似？
服装相似是因为李氏朝鲜的衣冠制度学习于当时的中原王朝明朝。
1392年，朝鲜李氏王朝建立后，朝鲜太祖李成桂奉行“亲明”原则，对明朝的衣冠服饰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感。在尚未得到明朝承认和册封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使用高丽时期从明朝获得的衣冠服饰。在此之后，朝鲜王朝一直在坚持着“大明衣冠”的传统，从国王到士大夫，从士大夫到平民，几乎从每个社会阶层的服饰中都能找到“大明衣冠”的影子。“大明衣冠”对于朝鲜王朝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外交策略下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文化认同的喜爱和推崇。
朝鲜半岛的衣冠制度和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关联。“赐服”和“请服”的服饰交往关系可以从中原王朝和朝鲜半岛王朝的交往史上看到许多有关的记录。
衣冠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中原王朝非常喜欢向周边国家“赐服”，以表示自己国家的衣冠制度和先进文化是“泽被四方”的，周边国家都处于“天朝礼治体系规范”之中。而周边国家对于中原王朝的“请服”，一方面是表明自己对中原王朝的政治归顺和文化认同；一方面又确实在冠服制度方面受到了中原王朝风俗文化和服饰制度的影响，呈现出了以儒教社会等级分类为基础的服饰等级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对于高丽王朝的“赐服”，体系非常完备，从国王的衣冠到王妃、王世子的衣冠，从百官的官服到常服。明朝几乎把明朝初期服饰制度中清除蒙元“胡文化”影响，重新尊崇儒教礼仪的衣冠服饰的改革成果直接赠予了高丽王朝，意图给高丽王朝一套完整的服饰体系。从《明实录》《高丽史》和《朝鲜王朝实录》两国的史料参照对比，即可清晰地看出两国在服饰外交方面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