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问：
明朝李贽被认为是一位狂人和奇士，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优质回答：
首先很荣幸能回答这个问题，对于问题中的明朝李贽被认为是一个狂人和奇士我的看法是肯定的。
李贽是（1527—1602），汉族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他是同时期的怪人，他反对传统儒学，反对封建礼教，反对重农抑商，和男尊女卑的思想。他一异端自居，离经叛道。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反对，他认为穿衣吃饭就是物理人伦。怒斥当时程朱理学是伪道学，不能以孔子的是否去作为别人是非的标准。他一生到处讲学，提出男女平等，听他讲学的女性不在少数。
他反对理学的空谈，主张功利主义。他一生最痛恨那些只会侃侃而谈的大师，认为这些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学家都是伪君子，揭露出他们原本的面目。他认为不能贬低商人，而抬高文人，认为富贵是人人最求的，如果只是口是心非的不喜欢富贵和当官那就还不如市井小人。
他对国家主张无为而治，还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皇都只是一个替天下人治理国家的客人。对于经济，他主张承认私心，追求私利，认为商业贸易合乎天理。主要作品著有《藏书》《焚书》等。
他一生离经叛道，狂傲不羁。一个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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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是一个以离经叛道著称的思想家、哲学家。要了解他的思想，我们得先简要地看一看中国哲学史。
黄仁宇先生在这一章里有非常精辟的论述。
春秋时代，孔子提出了“仁”，一个君子的生活目的就在于合乎“仁”的要求。什么是“仁”呢？
《论语》中关于“仁”有几十种不同的解释。温和慈爱是仁，慷慨大方是仁，合乎礼仪是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仁，“杀身以成仁”更是仁。
仁在不同的场合被赋予了不同的概念，它可以是很容易获得的品质，也同样是最难保持的品质。因为人生来就是自私的，而仁要求你无私。你要把你的一切言行思想纳入这种“仁”的规范体系，经过长期的积累，最后达到去私、无我的境界。
也就是说，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释家的“无”是殊途同归的。在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然是值得提倡的美德，可是上纲上线到一种超乎人性的品质就有点过了，在现实中必然是会引起矛盾。
孔子死后约一百五十年，亚圣孟子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人性向善和水流向下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至此，“性善论”被明确提出。
自汉朝开始，孔孟之道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最初的孔孟学说不能继续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很多学者为孔孟的话加以新的注释，其中的集大成者便是宋代的朱熹。朱熹写的《四书集注》后来成为元、明、清三朝文人的教科书。
▲岳麓书社2004年出版的朱熹的《四书集注》（图/网络）
下面直接引用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所作的关于朱熹结论的总结：
“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以及宇宙中的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共通的原则，而且彼此印证。其学说的基础，乃是宇宙和人间的各种事物都由‘气’构成，通过‘理’的不同形式而成为不同的‘物’。这所谓‘物’，包括具体的事物如日月星辰，也包括抽象的伦理如孝悌忠信。”
听起来可能有点玄乎。因为朱熹的理学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诸多思想。
简单解释下，理是世界的规律或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气是万事万物的构成，物是具体或抽象的东西。
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习惯都被朱熹视为“天理”。朱熹认为人体内有清浊二气，人体内的浊气上升，那就有可能违反天理而遵从欲望。那如何补救呢？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也就是通过观察、研究事物而发现理的存在。
黄仁宇先生并不认可朱熹的这种治学方法。原因在于朱熹把具体和抽象混为一谈，并用结论倒推逻辑。
譬如，孟子以水之性下类比人之性善，以此证明人天性向善。其实人性和水性没有联系，二者的相似不过存在于孟子的主观意识中，去类比人之性恶也没有毛病。
朱熹也是这样，他认为一草一木之中都存在“理”，所以去“格物”。而“致知”时，却是把孔孟伦理预先作为结论，再类比自然界的规律去做论证支持。
要破解这种逻辑谬误，其实就是要敢于怀疑那个预设的前提A，多问几个为什么。没有什么不加论证而天然成立的真理。
遗憾的是，千百年来，圣人之言少有人怀疑，纵使伦理纲常已压迫到人们的生存自由，一切也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至今，我们的文化里依然有很多“喊口号”的行为，我们却不假思索的接受着。
再回到理学。
朱熹说真理都在万物中，你去仔细瞅肯定能瞅出门道。有个愣头青真就去了，他就是王阳明。
▲清代宫廷画家焦秉贞绘王阳明（部分）（图/网络）
他去看了半天竹子，啥都没看出来。
其实要是换成其他士人来看竹子，肯定很快就能得出结论，比如做人应像竹子一样刚强、挺拔、有气节。
但是王阳明偏偏没放过自己，大病了一场。病后他明白了：
“所谓心理，既包括视觉和听觉，也包括直觉和灵感。宇宙的自然法则和社会的伦理道德合为一体，很难获得实证，但在心理上却可以不言自明。宇宙的伟大与完美，无须有赖分析，就可以在个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的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领悟到社会道德的真谛。”
这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其实相比理学就是少了一个格物的过程，真理本来就在心里，只要你去用心体悟就会显现出来。你心里有了良知之后，生活中自然就应遵从内心的良知，也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当然，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本质上都是儒家文化的再发展，只是用不同的思想系统去证明儒家教条。
那为何理学后来成为了官方认可的思想体系呢？
因为，心学实质上鼓励了心理的自由，在顿悟良知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因为他们不同的文化程度、生活经历悟出不同的东西，并对其笃信不疑。
这无疑是十分危险又不可操控的。它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 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向。
本书最后一章的主人公李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李贽的前半生
李贽的家族曾是当地巨商，但是到了李贽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
1552年李贽考中举人后因为经济困难，就没有继续考进士，开始在京都做一个小官，工资非常少，甚至不足糊口，全家饱受饥饿之苦。
1559年李贽的父亲逝世，按例停职丁忧。1963年，李贽的祖父也去世了。
李贽当时做出了一个决定，把所有钱分成两半，一半给妻女用以吃饭穿衣，另一半自己带回福建安葬祖宗三代的五口灵柩。
当时的风俗是，安葬先人必须讲究风水，否则宁可不葬。所以李贽把五口灵柩一起带回家乡下葬，其实就是没钱，转而求一个入土为安。
三年后，李贽回来时，他的两个女儿已经饿死了。
李贽一生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除了大女儿以外，其他都不幸夭殇。李贽回来后继续做了十来年的小官，拿着微薄的薪水，过着贫苦的生活。
▲李贽（图/网络）
直到1577年，他就任云南姚安府知府，日子才好了起来。我们前几天说了，官员有一种叫做“常例”的收入。对于这种灰色收入的收受，李贽没有感到丝毫不安。他不是贪婪成性之人，同时他也确实需要金钱。他能诚实地坦白这一目的，而不去打着绝私欲、为国为民等高尚的幌子。
促使李贽对灰色收入来者不拒的原因，除了家境的贫寒，还有道德的压力。
一个农民家庭在生活稳定的情况下若想向上流动，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而科举之路是艰难的，更是需要破费的，通常是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几十年努力的结果。
因此，一个人中举后成为官员，首先对他的家庭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其次，哪怕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没有直接帮助你，但是因为你的成功与几代祖先息息相关，所以也不能完全忽视其他成员的福利。
所谓“人情”“关系”“礼尚往来”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然后升华为道德，成为一种社会认可的存在。
李贽虽然做的官不大，但也同样面临着家族的压力。在他丧父之时，曾负担起为三十多人的大家庭解决吃饭问题的义务。
至此，我们已简要了解了李贽的前半生。他是个熟读经史、出身儒家的读书人，又是个生活困苦、人生艰难的可怜人。
再不回故乡
理想与现实的重重矛盾促使他与原来的传统思想观念决裂，但是，读书做官之人在当时又不可能完全摆脱圣人教诲。
于是，心学成为他的盔甲与武器。
李贽一心追求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基于这种精神，他把姚安府知府的任期干满后就决定退休，与妻子一起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这时是1580年，李贽53岁，正是官运亨通的时候。
1584年，李贽与耿氏兄弟闹翻后，他又搬到麻城附近的佛堂里居住，最后落发为僧。妻子则独自回到了家乡泉州。
李贽的妻子不能理解李贽的种种决定，但从来都尊重他的想法，而李贽也敬爱这位贤淑的妻子。但是，直到妻子死去，李贽也没有回到泉州。
他知道，一旦回到家乡，他势必又会陷入对家族的照顾和官场的邀约中了，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 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李贽在麻城住的佛堂名为芝佛院。他虽身入空门，却没有受戒，也不跟着僧众们一起念经拜佛。
李贽在芝佛院中的主要工作就是写书，涉猎的范围和形式非常广泛，留下了包括《焚书》在内的大量著作。
▲中华书局1974年版的《焚书 续焚书》、《史纲评要》、《初潭集》等，收录了李贽生前所写的书信、杂著、史评、诗文、读史短文等。（图/网络）
不过，黄仁宇先生认为，李贽的作品对史实没有精确的考察，看不出自成体系的特征，缺乏文学创作的技巧，也经不起推敲，显得不伦不类，让人难以理解。
而李贽的优点是，他通过他的作品提出了读书人的私人利益与公众道德的冲突问题，并且表达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认识。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 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
这也是李贽的作品能够在当时影响大批读书人的重要原因。
我们认识李贽时常常陷入几个误区。
误区一是认为他批评孔孟，即是反对儒学。事实上，李贽反对的是以儒家为正统，以孔子为圣人，以经典为教条。他本人自始至终都是儒家的信徒。
误区二是认为他离经叛道，是个造反派。但是，从李贽本人的著作以及有关他的传记资料，看不出他有参加任何群众运动的痕迹或者企图。他是个思想家，而非实干派。
误区三是认为他言行不一，一面强烈抨击别人的言行不一，一面自己又会接受被抨击者给自己的接济。关于这点，李贽内心也常感内疚，却依然一意孤行。但是从追求个性和言行自由的角度看，可以认为他言行一致。
借刀自刎
李贽的种种言行自然不可能不受到政府的关注，早就有人放出风声要处理他，甚至烧了他的芝佛院，只是李贽对此置若罔闻。
他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
“ 今年不死， 明年不死， 年年等死， 等不出死， 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 等死又不即死， 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
然而，他似乎终于等够了。1602年，李贽被捕入狱。一天，李贽以剃头为名向看守借来剃刀自刎。
看守看到他鲜血淋漓，还和他作了一次简单的对话。当时李贽已不能出声，他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作了回答：
问：“ 和尚痛否？”
答：“不痛。”
问：“ 和尚何自割？”
答：“ 七十老翁何所求！”
据说， 在自刎两天以后， 李贽才在创伤和血污中脱离苦海。
结语
至此，我们已经读完了《万历十五年》。
这本书对于明朝统治中的道德因素的论述，也曾引起一些争议。黄仁宇先生在《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说过：
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图/图虫创意
无论是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
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但是，他们的反抗与坚持，智慧与风骨，终究是在这部失败的历史记录里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其他网友回答
我是小九。很高兴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李贽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一位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禅，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建立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他的学说使他处于时代矛盾的焦点上，在朝野引起了激烈争论，以致于理解他就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会风尚和思潮变迁的一大关键。
李贽的确算得上是一位狂人和奇士，我们先来简单举例了解一下此人
李贽于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11月23日）农历十月廿六日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南门外。其祖先是元朝以后迁来福建。李贽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李贽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在这可以看出，从小便是一位狂人，便有着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李贽深受“阳明学”支流“泰州学派”影响，且以“异端”自居。针对当时官学和知识阶层独奉儒家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更是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李贽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和孔孟之学进行抨击，对儒家经典的《六经》《论语》《孟子》表示了极大的轻蔑，认为这些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当做万年不变的真理。这些著作是当时懵懂弟子，迂阔门徒随笔记录，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使是圣人之言，也只是一时所发之药石，不能成为“万事之言论”。
针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 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更加以无情揭露。
当时的李贽提倡人类平等，主张婚姻自由，提出要男女平等。李贽反对歧视妇女，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
可就是这样一位奇人最后自杀于牢狱之中，
“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 ，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万历十五年》
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
以上就是小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有错误之处，还望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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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个人也认为李贽是大明朝的第一狂人，就凭他敢于将孔孟之道拉下神坛，敢于批判程朱理学，敢于为女性发言，挑战男权，敢于反对道学，敢于崇尚个性，敢于将人们视为神圣的东西都通通推翻，只为自己而活，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就足以被称为大明朝的第一狂人了。
当然了，李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他与大明朝的其他普通官员一样，在官场上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极力讨好，却始终都在官场边缘徘徊。他年少时的倔强和棱角也早在官场上被磨平了，他无数次想挣脱牢笼，但是他不敢，因为他还有一家老小要养，他不敢肆意妄为，因为他要靠那些微薄的俸禄存活。
但是在他五十岁那年，他想通了，他决定为自己而活，此时他的父母孩子以及妻子都已经相继去世，他没有了生活上的负担，他有胆量去为自己活了。于是他便毅然辞官，远赴他乡，并且开始了一切反人类的举动。他先是将孔子请下神坛，否定了所谓圣人的地位，后来又批判程朱理学，认为所谓的正统人士多半都是伪道学家。
后来他又公开挑战男权，维护女性，给男权社会极大的难堪，他公然招收女弟子，并且经常与她们寻欢作乐。但是这些行为在当时就是作死的行为，他无疑是在为自己挖坑，或许从他决定为自己而活那个时刻起，他就已经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是如何。终于他在巨大的社会迫害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我看来，他却是一个真正的孤胆英雄，虽然失败了，但是值得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