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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汉武帝晚年为何发“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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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是西汉王朝的第五位皇帝。在位时颁行推恩令，解决王国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人们的思想，北击匈奴，实现了西汉王朝的大一统。
公元前91年，公孙敬声被人告发用巫蛊咒武帝，武帝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趁机陷害太子，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被迫自杀。清醒过来的武帝灭江充三族。
武帝统治时期，北击匈奴长年征战，虽取得了一些战争的胜利，但也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沉重的负担。加之，武帝晚年崇信方术以求长生，耗费无度，民生困苦，部分地区出现了动乱情况。
公元前90年，武帝命大将李广利出征匈奴，但李广利能力平庸，指挥失当、兵败降敌，数万汉军战死疆场。这是武帝北击匈奴以来巨大的军事挫折。李广利降匈奴一年后，也被杀祭神。
以上的种种，让汉武帝开始反思自己的政策。汉武帝在《轮台诏》中，深陈既往遣李广利北伐匈奴之悔，否定了部分臣子主张将战争继续升级的屯田轮台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最要紧的应当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指出安定生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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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罪己诏”是中国古代帝王对灾难和过错的反省、自我捡讨。是帝王表达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也是笼络人心，增加凝聚力的一剂良药。
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用词谦谦，“深陈既往派李广利北伐匈奴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并且表示当今最迫切的是实行“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打算不再穷兵黩武。让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
并且，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准备转变治国方针：将“武治”天下，转变为“文治”天下，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候”，以明休息，同富养民也。
最明显的是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否决了“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认为不应该每口人增加三十钱的税赋，这是要迫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的呀！
另外，罪己诏中也否决了“有的大臣要求派兵到轮台屯田”的提议，认为轮台离车师有一千多里，没必要派兵去西域屯田，是劳民伤财之举。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罢遣方士，并于其后下《轮台诏》，否决大臣呈上的去轮台屯田的这些措施，是汉武帝晚年改变他的施政方针，对外停止战争转为”守文”的治国路线。
现在看起来，这个转变是极其正确的。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当了54年皇帝，期间攘夷拓土，东并朝鲜，南定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国威远扬，奠定了汉朝疆域，并且首开丝绸之路，首开太学，首创年号。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他穷兵黩武，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又有巫蛊之祸、贰师将军李广利无可奈何投降了匈奴……
汉武帝此时下了“轮台罪己诏”稳住了政局，转变了国策，使汉政权得以巩固和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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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罪己诏”原名叫《轮台诏》，是汉武帝在公元前89年对桑弘羊等旨在扩大战争屯田轮台建议的否决诏。
该诏汉武帝对自己多年来屡屡发动战争，给国家和老百姓造成困难和痛苦表示忏悔，认为当今政事，最重要的应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即把发展农业生产，确保改善老百姓生活和国内稳定放在当务之急。
汉武帝晚年，经历了巫蛊的祸乱，在这场祸乱中，由于他沉迷于长生不老，偏听偏信江充等人的蛊惑，错杀太子和许多无辜之人，给朝廷和汉武帝本人造成了家毁人亡的痛苦，痛定思痛，他不断反思自己一生，深感内疚和不安，尤其在发动对匈奴人的战争上，不能顾及国家安危和人民疾苦，特别是他访问和视察了功烈乡，看到当年跟随他攻打匈奴军队的有功之人，几十年后，仍然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这对汉武帝打击太大，他认为自己对不起大家，用他本人的话说，再这样打下去还了得？
出于对往事的反思，汉武帝断然否定了意在不断升级战争的屯田轮台计划，指出今后工作重点应从打仗转移到发展农业生产改善老百姓生活上。
《轮台诏》反映了汉武帝晚年思想的无比清醒和重大改变，在《轮台诏》中，汉武帝对自己的问题和错误向天下作了检讨和悔过，故《轮台诏》又称“罪己诏”。同时，在《轮台诏》中，汉武帝又阐明了今后国家工作重点发生转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轮台诏》又是确保西汉王朝得一延续百年的的政治保证。
更重要的是，《轮台诏》更体现了汉武帝宽广的胸怀，造就了汉武帝千古一帝的美名，检讨过错和失误，这不是任何帝王都能轻易做到的，历史上仅有汉武帝一人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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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雄才大略来评价汉武帝，应该没有人会表示异议。但是，雄才大略一定就能实现其抱负吗？这就未必了！
汉武帝十六岁即位，在其祖母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彻底掌握政权。汉武帝亲政后，立即表现出和其父祖不同的执政风格。这一方面是其父祖已经给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历了文景之治后的大汉王朝，综合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这是汉武帝能够有所作为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其汉武帝个人的抱负使然。无论是历史时机，还是其个人才能，都支持他有所作为。而他也的确想有所作为。
汉武帝认为自己有责任将大汉王朝推向鼎盛，为此，他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都采取了积极有为的态度。在内政方面，他极力加强中央集权，使得秦始皇所确立的中央专制集权的体制有了进一步巩固，确立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在对外方面，他一改过去的保守退让，转而积极进攻。尤其是对匈奴问题，从马邑之谋开始，拉开了汉匈之间持续三十多年战争的序幕。为了实现天下太平，匈奴问题必须解决，而为了解决匈奴问题，汉武帝则是把整个国家转向了战时状态。
应该来讲汉武帝无论是内政和外交等许多当面的措施，都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但是，他把所有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都集中起来去做，就不一定是好事了。毕竟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所能承受的动员能力是有限的。而汉武帝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在持续三四十年里，始终保持了社会处于一种动员状态。他不仅挑起了对匈奴的战争，而且还征服西域，消灭了大宛。他向东吞并了朝鲜。向南消灭了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在西南方向则是向西南夷动手。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不能承受如此之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何况是两千多年前的农业社会。
在国内，他不仅制礼作乐，改革朝廷的礼制，而且还大规模封禅、巡游，而这些都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他的求仙，他渴望能够长生不老，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
于是，到了汉武诶晚年，社会矛盾处于极端尖锐的状态之中。对此，他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早在卫青还活着的时候，汉武帝就曾经对卫青说过：“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汉武帝也的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对内外政策进行转变。但是，由于匈奴问题没有解决，他始终没有转变。
到了汉武帝晚年，不仅社会矛盾尖锐，汉武帝和太子刘据之间也发生了矛盾。他们父子不仅在执政理念上有所不同，而且汉武帝晚年猜忌多疑，太子为了自保发动兵变。兵变失败后，太子自杀。这件事情对汉武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汉武帝并没有放弃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努力。但是，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汉武帝最后一次派出二十八万大军出征匈奴，却遭受到空前的失败。这使得汉武帝认识到自己生前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是不可能了。这就为汉武帝转变长期的进取政策提供了可能。尤其是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去世后，他不得不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刘弗陵年仅八岁。刘弗陵将来也不可能执行一条积极进取的政策。这也决定了汉武帝必须转变国家的内外政策。
恰在此时，桑弘羊等人提出建议要在西域轮台进行屯田。汉武帝拒绝了这一建议，并且下诏说道：“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这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通过这个诏书，汉武帝对国家的内外政策做出调整，国家从积极进取转变为守成。后人曾经评价汉武帝，说他的所作所为和秦始皇类似。之所以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导致亡国，就是因为他在晚年认识到了危机，实现了国家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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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丰功伟绩的著述汗牛充栋，网上对他的歌颂也是铺天盖地，此处不再赘述。
要是看《史记.孝武本纪》，对汉武帝的印象恐怕大打折扣。他有雄才伟略，一生也犯下无可换回的弥天大错。晚年刘彻下达《轮胎罪已诏》，更像是对自己错误的一种辩解，如同滴滴打车的道歉信。
年轻的时候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晚年内忧外患形势严峻
为了抗击匈奴，汉武帝耗光了国家的财富，到晚年的时候，已经民不聊生，民间怨声载道；为了满足一已之私，汉武帝大兴土木，到处求生拜佛，寻求长生不老，耗资巨大；为了集权，酿成“巫蛊之祸”，逼死老婆和儿子，受株连者数万人。长年的对外征战，国内经济已经不堪重负，官府与民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多地已经发生暴乱。
推卸责任，为自己辩护，收买人心
汉武帝是一个自负的君王，甚至连反对意见都难以接受，做事情往往都是一意孤行。所谓的《罪已诏》，只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平息民间怨气。如同滴滴事件发生后，滴滴高层为了平息乘客的不满而发布一个道歉信，其实是一种公关策略。堂堂汉武帝，一封《罪已诏》，就能转移民众对他的不满，还能收买人心，实在是稳赚。
朕即位以来，所谓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民众不知帝王心术，看到皇帝承认过失，说不准还感动得热泪盈眶。
晚年的汉武帝，已是孤家寡人，回顾自己的一生，或许有些许反思，不过一切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如同滴滴的道歉信，同样是为了公司利益的一次零成本的表演。《罪已诏》下达之后，汉朝的国策开次调整，为后来的”诏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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